以新发展理念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多次提及“现代化”一词,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也要反映进入新时代后的经济特征,其特性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定位。

一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蓝图明确了人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按此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定位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现代化以提高人民福祉为标准。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使人民生活更为宽裕,而到全面现代化时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其次,现代化是注重人的现代化,满足人民对文化、精神、健康、生态等多方面的现代化需求,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后,现代化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主要特征。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而到全面现代化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显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体现共享发展理念。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推动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现代化的“关口”,是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性战略安排,可以为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支撑系统,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二是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包括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三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系统,包括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8月底的一篇文章中称:“只有腐烂的树木才会长出坏苹果。”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门研究政府治理的罗尚·雷博士在文章中称,美国执法系统就是这样一棵“腐烂的树木”,正是因为系统内结构性的种族歧视问题,才会导致“坏苹果”层出不穷。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调查显示,每过40小时就有一名黑人丧命在警察之手。而警察局对投诉的处理方式仅为内部处理,如此一来,问责轻重便会引起怀疑,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警察暴力执法的发生。除此之外,在乔治·弗洛伊德案中,暴力执法的警察有过多次前科,但这依然不影响他上岗。对警察执法资质缺乏严格把控,也是问题恶化的原因之一。

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发生的非裔男子雅各布·布雷克遭警察七枪射击下身瘫痪;8月31日,非裔男子第戎·基兹在洛杉矶县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期间掉出一把手枪后,被警察射杀。而据当地媒体9月3日报道的一段视频显示,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发生在3月的一起逮捕案期间,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非裔男子窒息身亡,目前7名涉事警察被全部停职。

只是“朽木才长坏苹果”的问题吗?

二是现代化的起点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进的,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起点。在这个起点上,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全面摆脱贫困。在此背景下推进的现代化是要解决新起点上的新矛盾,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既要在推动消费升级基础上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又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体现协调发展理念。

“十四五”规划是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行动计划,需要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奠好基,这就提出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行动问题——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由高质量发展来支撑,因此,应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要求推动其进程。

美国人常用“坏苹果”来表达“害群之马”。意思是一筐苹果中有那么一些坏苹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整筐苹果都是坏的。类似的说法,也被美国政客拿来解释警察暴力执法问题,称那些执法过程中出现暴力致死事故的警察,只是一些“坏苹果”。

里维斯教授在《每一天的平等》中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提高暴力执法的成本不同,他的逻辑更多在于“日行一善”。按照里维斯教授的观点,既然种族歧视是结构性问题,那么便必须从结构本身入手——教育资源如何更加平等分配,医疗服务如何更加公平,城市区划如何打消族裔间的隔阂,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中如何运转来改变对非裔美国人不公的现状……以及更重要的,上述这些领域的改变如何互相促进,从而整体改善问题现状。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此次服贸会期间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对外开放给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带来很多正面影响。

但布鲁金斯智库发布的另一篇研究,却提出了更深层的解决办法。专注研究经济学和中产阶级的理查德·里维斯教授在一篇《每一天的平等》中提到,将种族歧视归纳为结构性的问题是有助于根本性解决问题的——这让人们不再沉浸于具体的案例中,而是着眼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等造成个案发生的因素,并入手解决。但是,将个案上升为“结构性”问题也有它的风险:它不仅让个人显得无能为力,更是让那些助长,甚至创造了结构性问题的人们逍遥法外。

方星海透露,下一阶段,中国证监会将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水平。包括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提升国际资金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意愿和信心。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产业、区域和生态三足鼎立来支撑。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抓住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其不仅包括发展体现现代水平的新兴产业,也包括采用信息化最新成果的各类产业。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归根到底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

过去两年里,中国证监会宣布了多项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并逐步落实。在市场和产品开放领域,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已全部取消,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期货国际化品种范围不断拓展,风险管理工具日益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被概括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同步”。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的同时,“现代化”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脚步不仅没有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放缓,反而不断加快。作为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官方提前取消了期货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瑞银、野村、摩根大通等多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

第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建议》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按此要求,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两个理念转变。一是改变农业发展范式,即由农产品“数量剩余”范式转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涉及农产品的品种优化、品质提升,以及农业全产业链中的产品附加值提升,由此构建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这种发展范式下的农业可能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二是改变发展农业农村的路径。新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改过去依靠农业农村外部的发展动力(以非农化发展农业,以城镇化发展农村,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富裕农民),而是直面农业和农村,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第三,城镇化以城镇城市化为目标。中国已有的城镇化基本上属于农民进城的城镇化,现在这一意义上的城镇化已经基本到位,未来,我们需要根据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现有的大中城市无力解决数量巨大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可行的路径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当地城镇实现市民化,这就提出了城镇城市化的要求——增强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城市功能。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和策源地,是科技和文化的创新中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集聚地,同时也是周边农村现代要素的集散地,因此可以将其现代化势头和要素推向农村,带动农村的现代化。

惶惶不可终日的非裔百姓

以创新引领现代化建设。创新引领,核心是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科技进步固然可以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最前沿的技术是引不进来的,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会对转移或转让前沿技术持更加谨慎甚至封锁的态度。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就对科技自立自强提出要求——应尤为重视基础研究创新的前沿核心技术。当今世界,技术创新上升为科技创新:科学发现与科学生产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创新阶段上延到发现新技术的基础研究(知识创新)阶段,产业创新已经由工程师时代进入科学家时代,最新科学发现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可以实现巨大的技术跨越。由此,《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应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

第二,信息化以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目标。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信息网络技术和服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使各个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这正是现在我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关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求发展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还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为支撑,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创新,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在罗尚·雷博士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两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是提高对警察执法资质的把控,这其中就包括有暴力执法前科的警察将不得再次进入执法系统。而是将民事赔偿的支出纳入到警察局的支出中,而不再使用纳税人的钱。这两个解决方案的根本逻辑是相同的,就是提高警察暴力执法的代价和成本,从而降低悲剧发生的可能性。

在抗议示威中,人们声嘶力竭地喊着“黑人的命也是命”,而不是单纯的呼吁种族平等,这所反映出的是非裔美国人的生命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则关心中国资本市场能否做好“软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他解释说,软性金融基础设施包括证券公司、独立咨询研究机构、财务公司、评估公司、律师、银行、信托等,这些机构的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事关上市公司质量、财务报表真实性、投资争议解决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因此里维斯教授呼吁:“如果你震惊于种族隔阂的高墙,那别光顾着抗议游行,也别就知道坐等政府换届。从自己做起,日行一善,一砖一瓦地拆掉它吧。”

切实的解决之道在何方?

尽管上述案件孰是孰非有待法律调查最终确认,但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频繁造成死亡的问题已经无比凸显。从乔治·弗洛伊德身亡后,包括美国波特兰在内的城市持续抗议示威,反对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目前抗议已经持续了超过100天。而雅各布·布雷克、第戎·基兹以及曾经发生的多起非裔美国人丧命警察之手的案件,无疑再一次点燃了抗议示威的浪潮。

以新发展格局推动现代化。近年来,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使得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因此,需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今,中国正打造制度型对外开放模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眼中,资本市场开放再上台阶,坚实的法制基础颇为关键。他表示,法制是市场运行的基石,“法制基础不扎实,市场就会摇摆,投资者便不会来;投资者不来,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对于一个快速增长型经济体来说,由流通和消费环节产生的市场需求对经济的顺畅循环尤为重要,因为没有市场需求就没有生产。这表明,现代化不能只是生产端的现代化,还需要消费端的现代化。从推进现代化的行动分析,扩大内需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基点。为此,《建议》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内需体系包含多方面内容,因此扩大内需需要多管齐下。第一,内需的内容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而扩大内需就需要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第二,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内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流通。因而,扩大内需不仅需要推动消费升级,以消费现代化引领内需扩大,还要建设现代市场,畅通市场流通。第三,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不仅包括最终消费需求,还包括产业链循环中的内需。这意味着不能只关注最终消费,还要关注中间消费(生产消费)。

四是现代化的道路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即我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国家走过的浪费和掠夺资源的现代化道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创新引领现代化需要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设施,这是不同于传统基建的新基建。新基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二是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从更宏观的数据来看,在没有任何反抗或肢体冲突的情况下,黑人丧命警察之手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数据,每10万名黑人中,有100人可能会死于警察之手。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人种。

第一,新型工业化以建设制造业强国为目标。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传统意义上的降低农业比重的工业化任务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工业化的目标是“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即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进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工业转向低消耗、低排放的绿色化;二是产业基础高级化,即在机械化基础上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发展高端制造业,由世界工厂发展为世界高技术研发中心;三是产业链现代化,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是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定义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和走过的道路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这个现代化定义是否适合我国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这一目标定位显然有别于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于赶超目标,不能只停留在依靠模仿、引进和采用先行国家创新的现代科学技术来推进现代化,而需要推进自立自强的科技现代化。

一方面,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善了市场结构,股权融资比重显著提高,这对于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供给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实体经济需要更多能吸收风险的股权投资来培育和支持创新企业。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促进了资本市场提升运行质量,市场价值投资理念更加巩固,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值更加合理。

现代化区域体系要求一方面彰显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优势,另一方面推动城乡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在我国,无论是小康社会建设还是现代化建设都不可能是齐步走的,现代化的势头总是从核心区逐步向周边辐射和传导。因此,建设现代化区域体系涉及以下方面:第一,针对尚未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着力推进脱贫攻坚,使其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进入现代化的起点,共同开启现代化进程;第二,经济发达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彰显优势,为全国的现代化探路;第三,现代化区域体系要反映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产业结构),各个地区也要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特色;第四,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联动发展,先发地区不能孤军深入,要持续关注后发地区,与后发地区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的关键在于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的内循环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上,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要着力攻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如果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就可能实现产业链环节的国内替代,促使产业链由国外转向国内,形成产业链的国内循环。所谓自主,就是在中国设计和研发、自身系统集成能力和中国营销等方面体现自主性。所谓可控,即防备受制于人。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追求的是竞争优势,更为关注供应环节的科技水平。某些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上封杀、断供的环节应该成为部署创新链的重点。

此外,还将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等。

现代化绿色发展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围绕建设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推进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现代化绿色发展体系具体涉及:由资源高消耗、环境强污染和废弃物高排放转向绿色循环低碳;大力发展绿色技术,通过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发展绿色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外,金融领域专业人才的可获得性亦是一项挑战。陈兴动认为,当前市场上经验丰富、具有良好职业操守的优秀金融人才相对稀缺是不争的事实,建议有关方面以更加包容的态度欢迎国际人才来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工作,助力中国金融服务业国际化发展。(完)

吴晓求进一步指出,资本市场更是如此,尤其监管机构针对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必须严格执法,且执法标准不能因市场涨跌周期而变化。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国际市场、国际资源都不能放弃),其核心是由出口导向的开放模式转向内需型开放模式。所谓内需型开放,就是以自身发展需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目标是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着力点是发展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着力引进创新资源。所谓开放式创新,就是根据创新链环节需要,着力引进掌握高端核心技术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注重外资质量。引进的外资应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是高新技术研发环节,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创新研发新技术。新发展格局不排斥产业链的国际布局,尤其是以全球价值链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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